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作者简介:芭芭拉‧德米克 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公室主任。她的北韩报导为她赢得海外记者俱乐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权报导奖,以及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奖项。她为《费城探究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报导为她赢得乔治‧波克奖(George Polk Award)与罗伯特‧甘迺迪奖(Robert F.Kennedy Award),而且入围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最佳国际报导奖项。她的上一部作品是《洛加维纳街:塞拉耶佛一处邻里的生与死》(Logavina Street:Life and Death in a Sarajevo Neighborhood)。

在金日成去世的那个冬天,金医生的志愿工作让她不得不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医院,她要赶在其它高级职员到之前,将党委书记乱糟糟的办公室整理干净,党委书记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肝病专家,通常被人们称为张书记同志。她的办公室是个小间,一面墙上按规定挂着金日成、金正日的画像,其余的墙边放满文件柜。老式带抽斗的办公桌抽屉总是关不严,因此文件会漏出来,散落在地上。然而,报纸却仔细的迭放在桌子上。报纸是不能随便扔在地上的,以免人们会踩着上面印着的金日成、金正日照片。张书记同志不太喜欢读写;她的这些事情完全都是由金医生代劳,金医生给她读《劳动新闻》和当地报纸《咸镜新闻》的社论,为她准备讲演稿子。作为回报,她很自信书记同志会作为她的入党介绍人。她甚至还大胆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沿着她的轨迹,当上党委书记。

当她整理办公室的时候,金医生注意到一个木文件柜开着。此时她的好奇心占了上峰。一堆文件里,一个大信封露了出来。她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个名单都是她认识的单位同事,他们的名字都位列于需要特别监视的栏目之下。每个名字之后还有一些评价,说明他们被怀疑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背景–父母或者祖父母是教徒,或者是地主的子女,家里有从日本来归的朝侨,或者家有亲戚在中国。

她的名字也在这个名单里。

金医生半信半疑。整个一生,她的行为都无懈可击。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还是学生的时候,她的成绩就非常优秀。她总是积极参与志愿工作,参加额外的政治思想学习。她的父亲来自中国,在那里也仍然有亲戚,但是金医生和他们从未谋面,也未曾有过联系。

可能弄错了,她告诉自己。

最后,真相水落石出。张书记同志只是在敷衍她,让她干这干那,却对她入党的事情绝口不提。更糟糕的是,金医生开始怀疑她真的是被监视着。她觉得医院里那些党干部总是对她特别关注。

直到两年后,她最终确定了她的怀疑。一个国家安全特工突然来医院找她,这个人为保卫部工作,一个专门调查政治犯罪的警察部门。起先,金医生以为他来调查她父母或者同事,但是他却只问关于她的问题,她的家庭,她的工作,直到最后,他才来到重点。他此行的目的是评估她会不会叛逃。

“离开北朝鲜?”金医生愤怒了。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她听说过有人离开的传言,但是她非常瞧不起那些在艰难行军中意志力不坚强、且背叛祖国的人。

“为什么我要离开?”她抗议道。

这个特工列举了些原因。她有亲戚在中国。她的婚姻破裂了。医院付不出工资。

“你!我们盯着你。别想跑!”他离开前恶狠狠的威胁道。

后来,她在脑子里不断的重复着这次谈话。她想的越多,就越是觉得那个保卫部的人所说的原因有道理。他把这个想法种进了她脑子,根深蒂固,她发现无法甩掉。

她在北朝鲜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她的前夫在离婚后很快就再婚了。按照北朝鲜典型的离婚做法,她六岁大的儿子和奶奶住。根据法律和习俗,孩子属于父亲一边,也只名列父亲家的族谱上。金医生只能偶尔在周末去看看孩子,而那时她对孩子的又小又瘦感到焦虑万分。他的前夫和婆婆家里也没有太多吃的。

她吃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它的医生通过卖药或者做手术,特别是堕胎手术来贴补家用。而金医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她也只能草草的吃些病人送的食物,但是不久之后,病人也没有多少可以给的了。

金医生于一九九七年申请调离儿科,她实在无法忍受那些饥饿孩子的眼神。她转到了研究部门,以此希望不再接触那些将死之人,但是医院里根本没什么条件开展研究。早餐之后,医生们就一个个忙着准备晚餐,晚餐后,他们又开始发愁明天的早餐。她开始早退去山里面找些能吃的野菜。有时候她也会砍些柴去买。她的体重降至八十磅以下。她的乳房干瘪,月经也停了。那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而不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没有吃的那头几天,她饿的都想去偷一个孩子的食物。但是差不多四天过后,她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只是有股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她觉得自己好像飘在空中,然后又掉下来了。她的身体已经差不多耗尽了。早上,她没有力气起床。她也不再去义务帮党书记工作了,到一九九八年头的时候,她彻底不去上班了。她想方设法的赚钱–在市场上卖酒,卖煤。她根本不在乎荒废了在医学院学到的本领。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刻,活下来就可以了。

在她一次去的一个市场里,她碰见了一个老朋友。她们在高中就是同学,她们是一类学生,聪明且都被认为“最有前途。”她朋友曾是个班干部。她们礼貌的寒暄了一阵,相互恭维对方看上去气色很好,虽然她们都面黄肌瘦。然后,金医生问了问她的家庭。她丈夫和两岁的孩子就在三天前死了,她说这些的时候,好像事不关已一样。

金医生试图安慰她。

“哦,我现在好多了。要喂的嘴少了,”她告诉金医生。

金医生分不清她朋友是麻木了还是精神错乱,但是她知道如果她在北朝鲜再待下去,她也会和这个朋友一样,或者她早就死了。

在死之前,金医生的父亲给了她一个名单,上面有他在中国的亲戚的姓名和最后知道的地址。这是自杀之类的绝笔–她父亲用颤抖的手,在绝食的弥留之际写成。曾几何时,金医生觉得被这张纸条冒犯,但是最终她没有把纸条扔掉。她找出了装纸条的小铁盒子,小心的展开那张纸,看着那些名字。

“他们会帮你的,”她父亲曾说过。

金医生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她没钱雇向导或贿赂边境守卫,所以她只能依赖自己的头脑和直觉。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已经有很多人成功逃离,因此在一些边境城市,你可以就跨界最好的地点和时机听见一些小建议。其时,严冬刚刚过去,早春的景象刚刚展现,图们江上有些江段仍然封冻着。金医生到了一处听说江面仍然可以走人的地点。每隔几英尺,她就向前投掷一块重石,测试冰面的厚度。至少在北朝鲜一侧,冰面还足够结实。她先把一只脚滑向前,然后是另外一只脚,动作优雅的像个芭蕾舞演员。她大概来到了江中心的时候,突然石头在一次投掷中消失在淤泥中。她也随之掉了下去,刺骨的江水一下子淹到腰部。她好像在爬一座冰山一样,手脚并用的爬了出来。

金医生挣扎的爬上江岸。她的腿包在冻硬的裤子里,完全没有了知觉。她摸索着穿过了树林,在晨曦第一缕阳光照亮天空的时候,她找到了一个小村子。她不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害怕那样会死于体温过低–但是她很清楚自己没有力气走的更远了。她只好试一试向当地居民寻求帮助。

金医生看见一条土路通往一些农舍。这些房子大多由围墙围着,前面有个铁门。她轻轻的试了试一扇门;门没有锁。她把门推开,朝里面张望。在地上,她看见一个小金属碗里面装着些吃的。她又凑近看了看–是一碗米饭,白米饭,还混了些肉在里面。金医生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看见整碗的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一碗米饭放在这干什么,就放在地上?当听见狗叫的时候,她一切都明白了。

就在此之前,她还曾有点希望中国会和北朝鲜一样的穷。她仍然愿意相信她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珍爱一生的信仰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她面对的是眼前不可否认的痛苦事实:中国的狗吃的都比北朝鲜的医生好。

金医生本没什么意愿逃亡南韩。当她于一九九九年跨过图们江时,她的目的地只是中国。她计划按照父亲死前写的名字和最后知道的地址找到在中国的亲戚。她想他们会帮她找些事情做。她可以吃的好些,恢复体力,然后再给儿子存点钱。最终,她还是要回清津,回医院工作的。虽然吃不饱,同劳动党也发生争执,但是她仍然认为自己亏欠给她以教育的国家。

当真的跨越国境后,金医生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小时,看见一大碗给狗吃的混着肉的白米饭,她的决心就动摇了。每过一天,就有新的见识,也让她更深一步对自己被灌输的谎言感到愤怒。所有事物都在驱使她与自己的祖国、曾经的信仰渐行渐远,直到再也无法回头。

当她推开农舍的大门时,那只狗开始拼命的狂吠,随后走过来它的主人。他们都是朝鲜族人,一个老妇和她成年的儿子。他们从金医生冻结的衣服和憔悴的神情就知道是新到的难民。他们请她进屋,给了她干衣服和一顿热食。这些陌生人本可以把她以几百块的价格当新娘卖了–她才三十四岁,还比较吸引人–但是相反,他们却收留了她两周,并帮她找到了父亲的亲戚。在亲戚那也是,她受到了让人惊讶的慷慨招待。她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立刻把她当家人收留了下来。

起先,金医生毫无困难的融入其它朝鲜族人。她还学了一点点中文。她在一家饭店找了份工作,为工人做盒饭。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中国警方加强了搜捕脱北者。金医生被抓了三次。每次都是亲戚们贿赂当地的警官,把她放了出来。在最后一次被释放后,金医生认为继续待在中国东北太危险了。她坐上火车去北京找工作。称自己是来自于延边的朝鲜族,她应征了一个需要说朝鲜语的保姆工作。

金医生的雇主是个在职母亲,一个南韩的教授带着五岁的孩子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金医生很喜欢这个教授,籍此她也有机会住在舒适的公寓里帮她带孩子。她证明自己是个非常称职的保姆和管家。在一年的交流即将届满时,这个教授建议她随他们全家去南韩。很多富裕的南韩家庭都雇有中国朝鲜族作为保姆。

因此,金医生觉得别无选择只有坦白。她把自己的故事全盘托出–离婚还有失去儿子监护权,父亲在金日成死后也自杀了,多年的食不果腹,医院里垂死的孩子。

“我的天啊,你是个医生!”这个教授惊唿道。两个女人抱头痛哭。“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对你另眼相待了”“如果你早知道,我就没有机会给你工作。我需要这份工作。”

坦白很快终结了金医生的保姆生涯,但是教授言出必行。她允诺无论如何都要带她去南韩。走了几个月后,她让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了金医生。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金医生抵达仁川机场,心满意足的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金医生被一个在教堂认识的人说服,将两万美元的安置费投入一个传销活动,就是向熟人兜售肥皂和化妆品。金医生在自己的培训计划中没有学习如何识破骗局;销售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的骗术,她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的政府给的钱。之后,她又遭到另一个挫折:她得知南韩政府不承认她的医学教育。如果想行医,她就必须从头开始,申请医学院,再自行支付学费,因为她年纪太大而得不到政府的奖学金。金医生沮丧至极。七年的医学院学习,八年的行医经历,这一切归为零。她变得自艾自怨。内心里对于离弃北朝鲜也感到隐隐的愧疚,甚至还想到了自杀。

当我二零零四年遇到金医生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对于来到南韩感到后悔。

“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我是不会来的,”她回答道,这是我所遇见的脱北者里唯一这样承认的,虽然我怀疑很多其它人也有类似想法。我也禁不住注意到金医生看上去仍然像个北朝鲜人。她的头发梳到脑后,用一条天鹅绒丝带扎起来,她仍然用一九六零年代印染彩色电影里那种明红色的口红涂抹她那弓形的嘴唇。她让我想到了在平壤城区见到的劳动党党员。

几年后,当我又遇见她,她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二零零七年的夏天,我都不敢认走进汉城一个新开张的日本餐厅的那个时髦女人了。她留了一个蓬松的披肩发,穿着蓝色牛仔裤,耳朵上吊着长长的耳环。

“我已经厌倦了俗气的北朝鲜装扮,”她告诉我。

她看上去年轻多了,像个学生,实际上她也确实是。在同南韩卫生部抗争了多年后,她忍受着巨大痛苦,并且在四十岁的时候开始了她的四年医学培训。她同那些几乎小她二十岁的同学们住在宿舍。关于她的学习,她告诉我,很艰难,不是因为她在北朝鲜接受的培训使她准备不足,而是在南韩医学院里用太多的英文术语,而她对这些完全不熟悉。她学过的唯一外语就是俄语。然而,这个过程让她好像得以重生。在毕业后,她计划重操旧业,这次她专注于老年保健。她的母亲因老年痴呆症,死得很痛苦。金医生还梦想开个护理中心,甚至可能是连锁的护理中心。她希望有朝一日,当北朝鲜政权垮台后,她可以将南韩照料年长者的观念带回清津。也许这是白日梦,但是这帮她在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建立起一个桥梁,而且缓解了自己对所辜负的那些人的负罪感。

本篇作者:芭芭拉·德米克 以上内容摘录于书籍:《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配图来源于google搜索。

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目录

目录
作者的话
第一章北朝鲜及南韩的夜间卫星照片
第二章不洁之血
第三章真正的信徒
第四章陷入黑暗
第五章维多利亚式的罗曼史
第六章神的黄昏
第七章酒瓶当点滴
第八章手风琴与黑板
第九章好人命不长
第十章妈妈的发明
第十一章流浪的燕子
第十二章人人自危
第十三章井底之蛙
第十四章那条河
第十五章顿悟
第十六章买来的老婆
第十七章睁大眼睛,闭上嘴
第十八章应许之地
第十九章故乡里的陌生人
第二十章团聚
结束语

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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